關于儒家的治理模式，常見儒家是人治一說。早在20世紀初，梁啟超的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中就將儒家稱為“人治主義”，法家稱為“法治主義”。人治這一說法是否合乎儒家治理理念，值得進一步審視。

儒家非人治

儒家確實強調個人的作用，主張“為政在人”（《中庸》），“徒法不能以自行”（《孟子》），“有亂君，無亂國；有治人，無治法……法不能獨立，類不能自行，得其人則存，失其人則亡”（《荀子》），認為“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”（《中庸》），把人看作實現良治的關鍵因素，再加上現實中存在種種徇私枉法的情況，故而常給人以儒家輕視法治、推崇人治的印象。其實這一印象，并不準確。

首先，儒家固然重視人的作用，但也沒有忽視客觀規范的價值。孔子既講“道之以德”，又講“齊之以禮”，強調禮這一普遍的公共規范的重要性。孟子也說“非禮無行”，指出要以禮規范政治活動。《禮記》中將儒家的治理方式總結為禮樂刑政：“禮以道其志，樂以和其聲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”儒家在治理中推崇人的作用并不意味著排斥客觀之禮法，而是在強調德性的根源性基礎上追求人的德性與客觀法度相輔并行：“夫人勝法，則法為虛器。法勝人，則人為備位。人與法并行而不相勝，則天下安。”

其次，儒家對參與政治生活的個人德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儒家主張在修身正己、明明德的基礎上才能參與政治，治理民眾，所以《中庸》中在講“為政在人”后緊接著說“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。在政治實踐中，儒家重視選賢與能，強調修身為本，要求提升和完善自我德性，尤其是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則，摒棄個人的私欲偏好，不可任憑個人情緒恣意妄為。《禮記》中說：“上之所好惡，不可不慎也，是民之表也”，要求以民之好惡為好惡，這顯然與因個人感情的隨意性而影響決策的人治不同。將亞里士多德所言的人治套用到儒家的治理模式上并不合適，不能準確揭示儒家治理模式的特質。

儒家德治的基本內涵

儒家的治理模式并非人治，亦非法治，而是德治，這是因為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德性貫穿始終，構成了政治的原則、基礎、目的和實現方式。儒家德治的基本內涵表現為：

第一，堅持德教為政治治理的原則。孔子主張“為政以德”，提倡道德教化，他區分了用“政刑”和“德禮”治國的不同：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”（《論語》），堅持將德治作為治國的原則，反對專恃刑殺，認為使用刑法禁令懲罰百姓，即便民眾出于恐懼不敢為惡，免于刑罰，但為惡之心未嘗不在，不能培養起人的道德感、羞恥心，成就人的德性，無法從根本上實現良好的治理和人的自我實現。孔子這一主張為儒家一貫之義。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，一上來就說：“何必曰利，亦曰仁義而已矣”，堅持仁義治國，反對將功利作為治國的原則和目的。《大戴禮記》中說：“導之以德教者，德教行而民康樂；驅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極而民哀戚”，強調德教在政治實踐中的重要性。為政不本諸德，則一切政教法令會喪失價值，流入功利霸道之術，淪為嚴刑峻法之途。董仲舒曾言：“天數右陽而不右陰，務德而不務刑……為政而任刑，謂之逆天，非王道也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，張載也說：“為政不以德，人不附且勞”（《正蒙》）。可見，歷來儒家都視德政為治國的根本原則，反對用刑罰、功利的原則治國。

第二，強調自我德性的實現是政治治理的基礎。孔子言子帥以正，修身以先（上博簡《顏淵問于孔子》），認為身正則不會作亂，且能正人。孟子言“惟仁者宜在高位”，“其身正天下歸之”，“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”，反復陳說正己、正身在政治治理中的根源性價值。《中庸》也說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”，都是講擁有優良的品德在治國中的重要性。郭店簡《成之聞之》中說：“古之用民者，求之于己為恒。行不信則命不從，信不著則言不樂……君子之求諸己也深，不求諸其本而攻諸其末，弗得矣”，把求諸己也就是個體德性的提升看作是治理民眾的根本。荀子也說治國的關鍵在于修身：“請問為國？曰：聞修身，未嘗聞為國也。”所有這些論述都表明在儒家這里，善治的實現最終都落實在了個體德性的提升上。

第三，重視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和感召作用。針對國君的問政，孔子不斷強調上好禮、上好義、上好信，這樣才能使民信服，容易管理。《孟子》和《中庸》中也都有關于在上位者的道德水平影響民眾和社會治理效果的論述：“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國定矣”（《孟子》），“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，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”（《中庸》）。儒家之所以強調在上位者的道德水平，是因為在上位者的言說舉止能引起民眾的效仿，成為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。在位者的道德能感化他人，收到上行下效之結果，所以說治理民眾，首先要做到的是自我道德的提升和完善，所謂“先之以德，則民進善焉”（郭店簡《尊德義》）。

德風德草，上行下效，在上者的道德是民眾的表率，能引導整個社會走向善治。治民、蒞民的要義在于“先之以德”“身服善以先”（郭店簡《成之聞之》），完善自我的德性，作道德的榜樣和表率，最終實現“先知覺后知，先覺覺后覺”（《孟子》），“民進善焉”。儒家常用標桿和影、盤子和水、源和流的關系來類比說明在上位者的道德對民眾的感化作用。先修己而后治民，先立德而后為政，強調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作用是儒家德治的內在要求。此外，儒家強調在位者的道德表率，根本上是實現對民眾的感化和自我教化，而非指有位者以道德權威自居訓導民眾。

第四，主張循人之道、因人之德來治理。孔子在論述如何治民時說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借助于郭店簡《尊德義》“民可使道之，而不可使知之，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強也”等相關表述，可知“由”為導、順從義，“知”為勉強、強迫義，其實講的就是治理民眾應該因任其本有之道，而不可用刑政的外力來強迫。《尊德義》中還說萬事萬物皆有其道，按其道行事才能成功。同樣，治理百姓，教化民眾也要按照人本有之道而行，而不是強制改變其道，所謂“教非改道也”。何為人之道、民之道？“率民向方者，唯德可”，德為人之內在本有之道，也是理政之本。以人道治民實質就是循人之性，以德為本，將人先天固有之德還給人自身。如果不循人道，不行其本，不由其德，只是發號施令，強迫民眾服從，則勢必難以奏效：“茍不從其由，不反其本，雖強之弗入矣。上不以其道，民之從之也難。”（郭店簡《成之聞之》）所以，儒家言德治倡導“以人治人”（《中庸》），以人所固有的德性來順從人，使民自覺自知，從而成就人之性，而非僅僅視德為獲取特定政治目的的手段，更非用外在強力約束人。德治在根本上要求自我德性的實現，是自我教化，是循己之性而成就自我，而不是以德去教訓他人。

綜上，儒家倡導“為政以德”，始終強調以道德為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則，認為自我德性的完善是實現善治的起點，也是政治的目的，在上位者的道德表率能起到感召效果。在德治理念下，治民之要在以德化民，因人之性而成就人之德，反對濫用刑罰等手段來強制民眾，反對把人視為工具。德治貫穿了儒家為政的方方面面，成為儒家政治最鮮明的特色。（作者系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倫理研究中心講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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